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人。东汉末年**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张仲景，名机，东汉时期南阳人，曾做过长沙太守，因此也称“张长沙”。张仲景早年中孝廉，举孝廉是东汉时期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因而张仲景应该是一位标准的公务员，行医反而是他的副业。
古人的处世哲学有一个以小见大的规律，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进而平天下。商朝名相伊尹曾言：治大国如烹小鲜。所以古人也把预防治疗身体的疾病与治理国家进行类比，于是古代的读书人都有这么一种情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就比如张仲景，原本做地方父母官，但自小又非常喜欢行医救人，也曾拜同郡名义张伯祖为师，积累了不少的临床经验。
张仲景所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最后演变成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朝廷因党锢之祸使得朝政被宦官把持，并与士大夫阶层产生了许多尖锐的矛盾。朝纲败坏、农桑废弛、边境暴乱，再加上天灾瘟疫盛行，许多人要么是饿死，要么是病死，张仲景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生出一种使命感与悬壶济世的热忱。
建安初年后的十年，天下有三分之二人口被疫病所感染，其中伤寒类疾病占七成，张仲景在任长沙太守期间处理公务闲暇时就在太守府堂上坐诊，为百姓看病，救了许多黎民苍生的性命。因此有这么一个典故，称行医为“坐堂”，许多医馆药铺也以“堂”命名，如《大宅门》中百草厅白家老号的原型即今天享誉中外的“同仁堂”。
张仲景还有一部医书流传千古，名《伤寒杂病论》，分伤寒与杂病两部分，其中杂病篇也称《金匮要略》。此书是张仲景一生行医经验之精华，是一部集大成的医学著作，记载了许多方剂，系统地分析了伤寒感热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及处理方法，并创造性地确立了伤寒类疾病“六经”（即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与“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辩证论治原则理论，可谓继往开来，惠及后世。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术，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在河南南阳市还留有“医生祠”来纪念他。
古人所推崇的圣人，标准还是很高的，并非什么人都能当得，仅仅有拔尖的专业，卓越的贡献还不够，还要有一颗仁者之心。他们认为“圣（聖）人”以口耳传道受业，更重要的是有“土德”，即厚德载物，心系苍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抛去张仲景的业务水平，他总是在为最底层的百姓谋生存，广积善因，不求回报，仅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张仲景曾给同行沈槐看病，据说这位沈槐也是一位医生，却没有子嗣，更不曾收徒，整天惆怅后继无人，忧患成疾。张仲景给他开的药方很奇特，用五谷杂粮做成一斤重的药丸，涂上朱砂让病人一顿食用，但这东西怎么吃得下？这可惹得沈大夫笑话，逢人便嘲笑张仲景，从来没听过用五谷杂粮做大药丸的！
这可惹得沈大夫笑话，逢人便嘲笑张仲景，从来没听过用五谷杂粮做大药丸的！他一心认为这事儿可笑，反而将自己心中的忧虑抛诸脑后。于是这位沈大夫的病就慢慢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张仲景来拜访他便说：“恭喜先生气色渐佳，末学斗胆出此荒诞之方，只为纾解您的郁气。”沈槐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
张仲景又说：“我等行医，为给苍生祛病延年，我们这些末学后进都愿意请教先生的医术，您又何愁后继无人？”沈槐听了很感动，从此把自己全部医术传授给了张仲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