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字形比照，将新见铜器鲍子鼎铭文中的"思"改释作"瞏"，并将鼎铭与邿子姜首盘铭文进行对比，认为二器中的"及"用法相同，皆应理解为"跟、同"之意。编钟是先秦以来历代宫廷雅乐必备的"编悬"乐器，被奉为"八音纲纪"，也是清朝宫廷礼乐的重器。编钟专用于清宫礼乐规制的中和韶乐，是天地尊神和帝后皇权身份的象征。为此，清朝宫廷不惜重金、不计成本，大规模地铸造编钟，并根据各处坛庙、宫殿不同的场所和使用功能，在材质、规格、纹饰上进行了区分，有清一朝更有着历时性的变化。然而，一则由于编钟实物或流散四方或深藏禁宫，世人难以一睹真容；一则由于《律吕正义》及后编、《皇朝礼器图式》《钦定大清会典图》等清朝礼书存在着失载、误载之处，编钟究竟是如何具体使用的，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本文通过细致辨析现存编钟实物，并与清会典、造办处档案等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揭示清宫编钟使用的真相，订补文献记载的不实之处。通过对河曲坪头遗址前后两期房址的建筑技术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地区窑洞式建筑在窑跨、门洞处理、防潮技术、白灰烧制及涂抹技术、火塘周边装饰手法等建筑技术方面的承袭发展。通过对房址进行建筑力学分析，得出史前晋西北先民对黄土窑洞结构力学的稳定性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后对房址白灰样品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及碳十四测年，扫描电镜分析显示：后期房址白灰烧制技术比前期提高；碳十四测年显示：前期房址距今3835±25年，后期房址距今3535~37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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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山集遗址发现了距今8年的大型环壕聚落以及墓葬、房址、灰坑、灰沟、灶类遗迹和大面积红烧土堆积等，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遗物，该遗址的新石器时期遗存分为三期。这批材料填补了淮河中下游地区该时期环壕聚落考古的空白，为研究淮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文化谱系和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新材料。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虞夏时期中原地区的城址大量涌现。比较研究这两个时期城址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二者既有内在的连续性，又有明显的阶段性，而这一过程正体现了文献记载的从"万邦"林立到夏王朝统一国家的出现的社会变革。在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十分重视美术宣传，经常因陋就简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美术展览，如室内画展、街头画展、流动画展等。这些美术展览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揭露日本主义的侵略罪行、歌颂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有针对队伍中的不良社会现象进行批评的。为了加强美术展览的宣传效果，有些美术作品有时还与其他艺术形式相配合。与国统区不同，抗日根据地美术展览很少有单一画种的展览会，更多的是漫画、木刻、石版画、连环画、年画，还有素描、速写、油画等绘画种类一起混合展出的综合性画展，显得稚拙而不够完善。但这些美术展览既丰富了战时的文化生活，又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和增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使美术成为抗日救国的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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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山东北部地区盐业考古专题调查的结果，可揭示煮盐作坊遗址的聚落形态及分布规律，晚商及西周时期作坊在选址时倾向于"央子"与湖沼地貌。进一步探讨晚商及西周时期煮盐作坊的生产组织与社会属性，可以推断此时期的盐业生产属于小规模私营行为的组合体，这使得煮盐作坊的选址严重受限于自然资源。唐代卢士玫墓志新近出土于洛阳市伊川县，一并出土的还有其夫人清河崔氏墓志。墓志详细记载了卢士玫的家族世系、婚姻、科第及宦历等情况，可对两《唐书》本传及相关传统文献记载起到纠误补阙作用。结合其家族成员墓志，也有助于唐代洛阳的卢氏家族文化研究。在商周的青铜器中，许多都铸有扉棱，但*早出现扉棱的青铜器，应该是商中期的圆形尊，而商早期所有的青铜器都没有扉棱。在西周的圆形尊中，除了没有铸扉棱的尊外，其余多是铸有三段扉棱。青铜器上为什么要铸造扉棱?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西周一些圆形尊的表面纹饰中，常出现翘起的牛角纹饰。这些纹饰是怎么制作的?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范铸模拟实验，使得上述两个问题有了较为合理的解释。